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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书评 |
 作者：雨季 2007-9-22 http://blog.sina.com.cn/librty
《中国人口：太多还是太老——当代中国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是一本论文集，由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李建新（北京大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书中以翟振武为首的多数作者一口咬定当前中国人口第一位的问题是数量（太多）问题，结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只有李建新和另外一两人舌战群儒、坚持数量与结构并举。本文赞成李建新的观点，并对翟振武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
翟振武教授在卷首回顾当代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国情”，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接着，翟教授又指责大 跃 进、文 革造成人口盲目增长，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率下降则被说成是人口控制的“伟大成绩”。由于数量控制是经过几十年艰难探索达成的“共识”，且“伟大成绩”来之不易，翟教授认为数量控制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应作为一种“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来对待。
我们来分析一下翟教授这段话。首先，人口众多并不是只“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恰恰是利用了人口增长的“机会窗口”，即“人口红利”。12亿的人口基础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保证。再者，人口众多确实是中国的突出特征和基本国情，但还谈不上“最”字。世界上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地区比比皆是，它们之所以没有中国这样大的人口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假如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不分 裂，假如欧洲、西亚还存在类似于法兰克王国、罗马帝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它们的人口规模也会和中国不相上下。实际上，中国“最突出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国情”应该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分化、城乡二元社会严重，教育、卫生资源分配极不公平，工资占G D P比重极低（15％左右，欧美接近60％）。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因而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力“过剩”达数千万。人口学界正是就事论事地围绕“过剩”劳动力做文章，主张减少人口。最后，我们看到，翟教授只强调了人口政 策之于人口数量变化的作用，丝毫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没有提到生育率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下降的。看不到生育率下降即将引发人口急剧减少的危险，当然就会先入为主地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作“长期性的战略”来对待，而且还可以狐假虎威，把由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生育率下降当作计生部门人口控制的“伟大成绩”，用来沽名钓誉。
翟振武等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他们认为放宽生育政 策无助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原因是：1）老龄问题突出是因为老年人数量多，而不是比例高；2）中国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并且将持续增长几十年。
这些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就是老年人比例太高，跟老年人数量多寡并无必然联系。总人口13亿，养活3亿老人可能问题不大；但总人口如果只有一亿，养活5000万老年人都恐怕做不到。翟教授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根据蔡昉等人的估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13～2015年将停止增长，根本不可能持续增长几十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将悄悄袭来。
翟教授提出的用人口迁移来缓解人口结构问题的办法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农民进城使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一些农村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以迁出，加上农业收益过低，大量农田抛荒，这些都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劳动力普遍减少将使中国经济陷于衰退。
在《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一文中，翟振武教授说，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这是国家计生委2004年的说法，有很大水分。其实，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中国净增人口仅为768万。而根据留美学者易 富 贤的推论，近五年中国人口年增长只有400多万，远低于计生委的说法。照这样，中国人口再增加不到一亿就会开始下降，决不会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3亿人！
在此文中，翟教授论述了人口总量增加的问题要重于人口结构的问题。他说，未来几十年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翟教授是说与现在出生的人口无关），调整生育水平只能加重65年以后的老龄化问题。这句话前半句是对的，但后半句有问题。我们再强调一遍：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是老年人比例的问题，而不是数量。现在提高生育水平固然会扩大65年以后的老年人口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加重65年以后的老龄化。假如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1.8～2.3），65年后的老年人口将是正常比例的老年人口，国家决不会为老龄化困扰。而假如生育率一直保持在现在的1.2～1.3（“五普”结果是1.22，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5，计生委修正后的数据是1.8，笔者倾向于认同“五普”的数据），65年后老年人口数量确实是少了，但老龄化问题更严重了！
翟教授还认为，中国未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提高生育率将会加剧失业。有学者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其实失业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应当减少人口。正如李建新博士指出的：“失业人口”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在人口多、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人口相对少、增长慢或不增长的发达国家都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试想一下，劳动人口减少后会出现什么现象——雇用工人减少了，企业家也减少了，开办的工厂也减少了，消费需求也减少了，相应地，工作岗位也减少了。因此，一切还是老样子，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克服失业问题的关键是进行经济改革、升级产业结构、刺激消费，然后带动生产和就业，减少人口是无济于事的。
另外，翟教授也指出：中国人口的低增长率是不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得到证明。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人口、消费水平、技术因素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翟教授建议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拉动内需，而不应该选择增加人口。笔者认为，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生育水平是不矛盾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带动了消费和投资，就业岗位就会增加，失业压力就会缓解，人口数量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生育率调高了（但仍在更替水平以下），新生儿在15年内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刺激消费、投资，促进就业，也不会带来人口过剩。翟教授还说，人口增长具有长期而广泛的经济影响。其实，超低生育率也有长期而广泛的经济影响，长远地看，它会带来人口剧减、劳动力短缺和经济衰退。提高生育水平，就是为了避免或降低未来人口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至于英、法、德等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因人口低增长导致经济衰退，依笔者看，原因之一是由于西欧国家不像日本那样排外，引进了大量移民（穆 斯 林居多），使得总和生育率（1.4～1.8）高于日本（1.3）。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也是1.3，如果不调高生育水平，势必就要像西欧那样大量引进移民，引发各种民 族、种 族矛盾。
对于人口“逆淘汰”问题，翟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向农村倾斜教育资源来避免。笔者认为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城市必然比农村拥有更多的教育、卫生等资源，这是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的，否则城市化就没有必要了，农业人口也就不会向城市转移了。向农村倾斜教育资源不可能根本解决农村教育落后的问题，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推进城市化。而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城市实行从紧的生育政 策，必然会带来人口素质的“逆淘汰”。在实际操作上，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即便有充足的中 央财政拨款，广大教师也会流失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发达地区。比如当年天津市由河北省省会改为直辖市后，河北大学等一批高校也被从天津迁走，结果办学质量严重下降。当时省领导想把河北工业大学也迁到邯郸，一些老师就准备离开工大。据说是由于老校长反映到中 央，力陈迁校的弊端，邓 小 平同志亲自批示不要搬迁，省里才作罢。2003年左右，河北省打算在廊坊建立河北工業大學的新校区，又遭到包括工大廊坊分部师生在内的广大师生一致反对，才有了现在的河工大天津北辰校区。总之，倾斜教育资源充其量只能缓解人口“逆淘汰”问题，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放宽城市的生育管制，至少要放得和农村地区一样宽。即便如此，由于城市人口生育意愿远低于农村，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紧接着这篇文章的是李建新博士的《也论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兼与翟振武教授等商榷》（《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提出了“数量与结构并举”观点，和翟教授唱对台戏。理由摘录如下：
第一，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者更保守的说，人口不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长期里,经济学家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把人口增长视作积极的因素。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我国不断增长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潜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某些人认为“提高生育率的结果是增加失业人口”，因而主张“人口数量问题是首位”，其实是忽略就业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
第二，老年问题也终究是要靠社会经济发展来解决的。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劳动力人口的不断迅速老化则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能有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还是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对老人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不是人口数量所能左右的，资源环境问题最终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得以解决。以牺牲（人口）结构为代价的方式，是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的，没有经济可持续增长则不可能在可持续发展中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第四，实行“二孩”政 策解决“四二一家庭”或“出生性别比”等问题比其它途径更有效。
李建新博士指出，几乎所有坚持“数量第一”的学者都把与人口数量相关联的问题算在了人口数量头上，所谓“人口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他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许多被我们认为是人口数量问题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失业问题也只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发展问题”。
此外，李建新认为，过去用于指导计划生育的“两种生产”理论强调“人口生产要适应于物质资料生产”是片面的，不现实也不科学的。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经济运行是在既定的现实人口条件下进行的。笔者补充一点，“两种生产”理论一直打着马 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禁锢了一代人的思想，其实这种理论忽略了人民自发地选择生育孩子多少正是出于提高生产力的考虑的，农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就愿意多男丁，城里人为了降低经济负担就宁愿“丁克”。强调“人口生产适应于物质资料生产”而去控制人民生育往往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致内需不足和失业），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一种“以物为本”的价值观，与中 央“以人为本”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在论及未来中国人口目标时，李建新指出，所谓“适度人口”是一个与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相关的概念，认为中国“适度人口”为7～10亿、人口容量上限为16亿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以“适度人口”为标准论证中国人口过多就站不住脚了。
李建新还批评了许多学者惯用的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问题的方法，即“当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规模越小时，人均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粮食、人均耕地等等) 就越大”。这种分析方法割裂了分子与分母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作为分母的人口，无论是数量变化，还是结构和素质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分子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均指标的变化。经验和理论分析证明，一味追求数量，而忽略结构和素质对分子的影响，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人均指标不仅不能改善，而且还可能会恶化。” 文章最后，他引用了美国思想家亨利•乔治的一个精彩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
最后说明一点，许多赞成计划生育的学者持“先数量、后发展”的人口发展理论，即生育率U字形战略。80年代以来的“一孩政 策”正是以此为理论前提的，具体实施办法是先把生育率调到低于更替水平（通常为2.1，在中国高出生性别比的情况下为2.3以上）以控制数量增长，等人口数量降低到适度规模后再把生育率调高到更替水平。对于未来人口停止增长后生育率能否通过政 策提高到更替水平，李建新博士“心存疑问”，而且告诫我们，“从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答案是悲观的”！其实，如果生育率真的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任意调低调高的话，笔者也不会坚决反对国家的人口政 策，毕竟我们生活在城市，少要孩子或干脆不要孩子可以活得更潇洒，何乐而不为？但是，生育率变化有着不为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在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已下降到1.8，现在到底是1.2还是1.8竟然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考虑到国家和民 族的长远发展，我们只有生足2～3个孩子才能尽到各自的社会责任。客观上，不生或只生一个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是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与翟振武理论类似的观点在其它作者文中也很常见，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李小平的《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主张把中国人口降到3～5亿。李建新则撰文《也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予以针锋相对的批 判。这两篇文章放在该书的最后。其实，按照现在1.3的总和生育率，中国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不鼓励生育），200年以后中国人口也会下降到三亿的，根本不用搞严厉的“一胎化”，李小平的一套方案其实是多此一举！现在的人口形势已与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已是必须重视人口结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现在很多人对中国人口形势的估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认为放宽生育政 策还会带来人口爆炸性增长，这是一种非常错误、危险的观念。对于中国人口即将减少、劳动力即将短缺、经济可能随之发生衰退的危险，我们不妨用西汉年间贾谊的一段话来比喻：“举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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